人类文明在演进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终极价值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求知”终极价值观念与所谓的“科学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求知传统”是指人将追求包括科学真理的知识作为自己生命的最终价值所在,而“科学主义”是认为用科学可以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的终极价值信仰也可以由科学来推出在“求知传统”中,并不一定认为科学就是万能的,实际上“求知”传统基于科学可能造成对人类社会危害的事实,反而会对科学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在“科学主义”中,虽然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但并不一定把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它更多是对科学采取了实用主义立场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盛行的是“科学主义”,即迷信科学万能,而缺乏的是“求知传统”,即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
尽管印度宗教与希伯来宗教类似,都信奉来世对人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但希伯来宗教强调的是人对一种外在力量(上帝)的全身心的信赖和依靠,而印度宗教也有神灵(佛祖),但人的解脱却从根本上是依赖自身的努力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对基于基督教传统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全面批判,它同样在上述的两个维度上对基督教传统取反,即强调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去建立此世的人间天堂,正好在表面上暗合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取向,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迅速在中国得以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在以后具体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演变的文章中会对此展开详细讨论
正如雅斯贝斯所言,在轴心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参见雅斯贝斯(1989)《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7页~第9页,华夏出版社以及 艾森斯塔德(2005)“轴心时代的突破—轴心时代的特征和起源”,第240~第257页,载于《社会理论的诸理论》,苏国勋、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
第三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古希腊的文明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来自于求知,即要追求包括自然知识在内的各种真理由于知识本身具有外在的客观标准(例如是否符合事实或理性逻辑),因此尽管人们是否选择“求知”作为自身的终极价值是一件主观的事情,但在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即求知的过程)是却必须遵循外在的客观规律在古希腊人那里,“真”成为了判断的最高标准和人生的最高价值,其他价值由其推出例如对于道德实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来看,本质上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人们不能实施善行,关键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
在上篇文章里,我们谈到人类在由原始部落社会向更大规模和更严密组织的国家社会演进时,出现了人类文明的超越突破对于“人为什么活着、宇宙如何形成、人死后会如何”等终极意义上的问题,人类文明自形成以来就有思考,由此也产生原始意义上的宗教,试图来回答这些问题然而,这些回答和相关的原始宗教,往往附着在特定区域、特定人群和特定时段之上,随着部落群体的分分合合、生生死死,它们的信仰和宗教也常常随之湮灭,难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普世性的观念
如前所述,世界主要文明的终极价值观念产生后,就对其后人类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不同国家传统社会的建构、现代社会的兴起,无一不是在其笼罩之下同样重要的是,当西方世界兴起后,其他国家均受到影响和冲击,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开展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所拥有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也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由于现代西方文明是希伯来和古希腊两大终极价值观念结合后的产物,西方社会则建立在基于两大传统的西方文明之上本来不同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并无优劣好坏之分,但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强大,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胜论的理念不胫而走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所受到的西方冲击,最为根本的是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这里涉及这些国家原有的终极价值观念,如何来借鉴和融合西方的终极价值观念因为不同的终极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困难程度是相当不同的,这个难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文明的终极价值观念,更取决于后发国家原先拥有怎样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这样,后发国家的原有终极价值观念在对各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宣晓伟)
在韦伯对世界宗教里程碑式的比较研究基础上,这段世界主要文明产生超越突破和终极价值观念的时期,被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期”(axial period),具体是指“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或艾森斯塔德所言的基督教纪元之前的一千年内)雅斯贝斯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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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印度的宗教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解脱,即通过自身的修炼以达到舍离此世的目的最初的婆罗门教把解脱分为不同的等级,人只有通过此世不断的修炼才能在下一世中上升到更高的等级,以最终达到脱离轮回之苦的境地印度的宗教认为人生的痛苦来自于欲望的产生,而人之所以产生欲望是没有真正认清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空幻的,因此人只有通过不断修炼才能使得自己的意志不指向任何欲望,以逐步达到解脱的境界对婆罗门教解脱等级的否定产生了佛教和耆那教,而印度教的出现源于再次用等级和种姓制度对佛教的解脱目标和方法进行改造
——“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八
人类文明几大终极价值观念的出现和类型
可以看到,中国的终极价值观念与印度宗教都强调通过人自身来实现终极价值,只不过一个指向今世,一个指向来世事实的情况是,中国人对于印度宗教的价值观念也最熟悉,宋明理学正是儒家文化借鉴、融合佛教后的产物而中国人对于古希腊的求知传统则相对较为隔膜,如前所述,中国人对于知识一向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很难理解“求知”居然可以成为独立自足的人生价值取向,而古希腊的求知精神正是近现代科学的真谛,正是这种求知精神的缺乏成为了当今中国科技进步的根本性障碍之一这些信仰的出现,是人们从具体的社会组织和现实的世俗生活中走出来,“退而瞻远”,提出了对于上述终极问题的回答,这些回答不再依赖特定的世俗条件,是一种终极价值关怀这种终极价值关怀的提出使得其他社会价值都会笼罩在其审视之下,从而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组织方式给出了指导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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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希伯来宗教传统,这种信仰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救赎,即人借助一种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外在神秘力量来达到在来世的永生,所谓“信上帝、得永生”信上帝成为最高价值,其它一切价值都从它来推出,上帝既是善的来源(道德来自人对上帝的皈依,服从上帝的教诲,即“摩西十诫”,“摩西十诫”出自《旧约》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传说为上帝在西乃山对摩西和以色列人颁布的诫命,成为其道德的来源),也是真的化身(上帝为万物立法),所谓真善美一体这种终极价值观念最初来自犹太教犹太教是一神教,它的教义比绝大多数多神教要严肃得多,有着更为严峻的戒律,一神教是逐渐从原始宗教的多神教中逐渐演变出来,具有很强的宗教力量,它的产生与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人类早期的各民族受到外族侵略,遭到流徙各地命运的,可以说数不胜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消亡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流亡的民族即使还留有人口,但在长期的流亡迁徙过程中也会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于是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而一个例外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即使在后来的岁月中历经磨难,却始终没有消亡,犹太教成为了数千年来犹太民族延续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种终极价值观念来自中国的文明传统,它认为人生的意义来自于道德实现,即每一个人通过自身的修为去逐步建立起一个人间的美好社会首先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念注重的是今世,正如前面所引用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现实世界、今生今世的关注始终才是中国终极价值观念的重点其次,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人依靠自身的努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根本上依靠人自身的判断,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需要依赖上帝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虽然是指向今世的,但它却不依赖于具体的俗世情景,而是基于终极价值出发,对从今世的世界应该如何另有蓝图,由此成为指导个人乃至社会的终极关怀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对世界几大文明终极价值的概括,采用的是韦伯所说的“理想型态”(ideal type)方法(参见韦伯(2010)《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第82~第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指通过纯粹概念抽象所建构的观念模型,它局限在真实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层面上上述“救赎”、“解脱”、“求知”和“道德实现”的终极价值观念,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对应于博大精深的各大文明传统而言,不免有以偏盖全之嫌,任何一大传统文明,对于人生意义的取向和人生价值的探索都是多方面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也存在着对自然界的求知探索,这里的概括更多具有的只是指示性的含义,我们意在指出各大传统文明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终极价值观念此外,我们目前所用的“求知”和“道德实现”等词语,事实上也是在借用现代观念下的语言,用来指代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传统,难免产生偏差,容易产生前面所述的“经济学用现代的个人产权概念来理解传统社会中的私有产权”之类的错误例如“道德”一词,其现代意义肇始于康德,意为“纯粹自觉自愿的为他主义倾向”这个含义与中国传统终极观念的人生价值,有着根本的差别(参见唐文明(2012)《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第1页~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不是单纯为他人,而更多是由己及人而发的
原标题:人类文明几大终极价值观念的出现和类型
但犹太教的原始教义强调的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早期的犹太教并非是普世性的宗教(在现代犹太教中,并不是对非犹太人封闭的其他民族、种族的人只要信仰犹太教,经过一定的宗教程序、一段时间的宗教考察等,也可以加入犹太教)在犹太教向罗马等西方国家的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反对派(即犹太教的一支异端)与希腊思想相结合,逐渐演变成普世性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相比,基督教更为强调人的原罪正因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而且原罪易使人灵魂堕落,死后也回不到上帝那里,上帝怜悯世人,于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尘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为普世的凡人赎了罪,从此以后,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稣的道,他的灵魂就可以得救(参见顾准(1994)《顾准文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第 2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伊斯兰教又是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再一次转化,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上帝(真主安拉)最后的使者,除了与基督教一样信奉的来世救赎外,伊斯兰教还强调此世的公正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而与印度和古希腊的终极关怀相比,中国人最为隔膜的是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从上面两个分类的维度看,它与中国的终极价值观念正好截然相反,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靠自己一个靠上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非常难以想象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完全地托付给一个所谓全知全能的外在神秘力量
在轴心时期世界主要文明产生的终极价值观念参见下表,根据不同终极价值观念是指向“来世”还是指向“今世”,以及是依靠“外部力量”还是“自身”来实现这种价值,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观念(引自金观涛(2010)《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第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关注的是目前仍然在发挥作用(或者说“活着”)的终极价值观念,有些文明(例如玛雅文化或印加文化),已经很难看到它的终极价值观念在当今社会中还发挥影响,这些文明可能也拥有过独特的终极价值观念,但却已是“死去”的文化和信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传统终极价值观念,并不是只在传统社会产生作用,而是当今社会仍在继承、仍在发展的终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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